優質生態產品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探索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將生態產品所蘊含的內在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踐行“兩山”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堅持生態優先、推進綠色發展的重要舉措。

一、研究背景

2010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提出，“生態產品是維系生態安全、保障生態調節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環境的自然要素”，這是國家層面首次提出“生態產品”概念。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生態產品”的內涵不斷拓展，由最初作為國土空間優化的一種主體功能，轉變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必需品，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成為踐行“兩山”理念的實踐載體和重要抓手。2021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提出，“以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為核心，推進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加快完善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著力構建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政策制度體系，推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建設新模式”。

二、生態產品價值的內涵解析

目前，國外沒有確定的生態產品概念，類似的表達有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或環境服務( Environmental Services)，一般也可表述為Eco-label products（生態標簽產品）。它最初來源于生態系統服務，但隨時間推移，生態系統服務的概念逐漸轉變為如何將生態系統服務作為商品在潛在市場上兌現，因而產生了類似生態產品的定義。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生態產品”，任耀武和袁國寶對生態產品進行了初次界定：“所謂生態產品，是指通過生態工（農）藝生產出來的沒有生態滯竭的、安全可靠無公害的高檔產品”。在這個定義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農產品、工業品等都屬于生態產品。隨著生產力水平提升、科學技術的進步，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得到社會普遍認可，在《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將重點生態功能區提供的水源涵養、固碳釋氧、氣候調節、水質凈化、保持水土等調節功能定義為生態產品，區別于服務產品、農產品、工業品。丁憲浩在闡述生態生產的效益與組織及生態產品的價值和交易中，提出“生態產品具有顯著的外部性特征，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商品”，則是從產品社會屬性角度對生態產品進行了界定。至此，生態產品的概念也逐漸清晰。生態系統調節服務是狹義上的生態產品，廣義上的生態產品則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生態系統服務，包括生態有機產品、調節服務、文化服務等。

生態產品價值內涵的實質是生態系統所提供的具有一定產品功能屬性的自然資源的價值，主要包括提升自然資源物質產品供給功能而產生的經濟價值，促進水土保持、水源涵養、固碳釋氧等調節功能而產生的生態服務價值，以及豐富自然風光旅游、美學景觀等文化功能而產生的社會文化價值。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內涵則是將隱形的生態價值顯性化。

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思路有兩種，一種是“轉化”的思路，一種是“保護”的思路。相應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衍生出三種基本路徑，一是市場路徑，主要表現為依靠市場配置可直接交易的生態產品，市場機制主要強調的是生態產品價值的“轉化”；二是政府路徑，依靠財政轉移支付等實現生態產品價值，政府的調節作用主要強調的是生態產品價值的“保護”。三是政府和市場混合型路徑，通過法律或政府行政管控、給予政策支持等方式，培育交易主體，促進市場交易，進而實現生態產品的價值。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主要依靠這三種路徑，難點和重點是公共性生態產品價值的多元化、市場化實現路徑，而在不同路徑下，也衍生出了多樣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

四、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模式

（一）生態產業化經營模式

生態產業化經營是以市場為主導的價值實現路徑，其目的是推動生態要素向生產要素、生態財富向物質財富轉變，實質是針對獨特的資源稟賦和生態環境條件，發展生態農、林、牧、副、漁業，建立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之間良性循環的機制，實現生態資源保值增值，促進生態與經濟良性循環發展。南寧市青秀區長塘鎮長大村踐行“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的核心理念，以引入社會資本、由企業開展技術扶持與全面負責產品生產銷售的方式與種植戶合作，在松樹林下規?；?、集中化種植金花茶，起到良好的經濟效益。長大村167.01公頃金花茶林下種植基地獲得了《有機產品認證證書》。南寧市邕寧區圍繞頂螄山遺址、壯鄉文化等歷史文化資源優勢，依托豐富的自然資源資產，細化“兩山”考核指標體系，打造了紅振企火龍果、稻源香大米、力拓紫砂米、桂柑牌沃柑、那樓淮山、百濟芝麻鴨等邕寧自造“壯鄉”系列品牌，實現了普惠性生態產品供給提高、經營性生態產品價值顯化，促進了生態產品價值的地域展示、民族表達和特色呈現。福建省南平市圍繞當地水資源優勢，積極發展“水美”經濟，通過治理污染，提升了水資源質量和優質水生態產品產品供給能力，全縣包裝水、酒、生態旅游等產業比重逐年提高，推動了“水流”向“資金流”的轉化。

（二）生態修復及價值提升模式

生態修復與價值提升的核心對土地、礦山、海岸帶等自然資源生態系統開展生態修復和綜合開發，主要目的是提高生態產品供給能力、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與價值。來賓市合山市開展煤炭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工程，及時消除大量煤矸石堆放可能引發的地質災害安全隱，恢復生態環境，實現“青山綠水”再現，使治理區域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南寧市從河道治理、兩岸截污、污水處理、水生態修復、景觀建設等方面開展那考河流域綜合治理，經過整治，那考河水量明顯增多，水體主要指標（除總氮）達到地表水Ⅳ類，周邊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得到大幅提升。北海市馮家江濱海國家濕地公園生態治理項目以“治水、造景、促城”為整體建設思路，開展“渠-庫-江-海岸”生態一體化修復，將馮家江濱海國家濕地公園建成貫穿城區的“生態綠廊”、“游憩綠廊”、“活力綠廊”，進一步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競爭力和吸引力。

（三）生態資源指標及產權交易模式

生態資源指標及產權交易是以產權交易和政府管控為核心的指標限額交易，屬于“政府+市場”路徑，其本質是將生態環境容量作為一種稀缺資源，通過產權賦能、賦利，使其成為可抵押、可融資的生態資產，將生態產品的非市場價值轉化成市場價值。耕地、濕地占補平衡指標交易、碳排放權交易、碳匯交易、林票交易、地票交易、林權交易、排污權交易、水權交易等模式都是產權交易的表現形式。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湖北、深圳等7個省市已建立碳市場試點并開展碳排放權線上交易，截至今年6月，市場覆蓋電力、鋼鐵、水泥20多個行業近3000家重點排放單位，碳市場累計配額成交量4.8億噸二氧化碳當量，成交額約114億元。重慶市設置森林指標覆蓋率約束性指標，形成森林覆蓋率達標地區和不達標地區之間的交易需求，搭建了生態產品直接交易的平臺，江北區和酉陽縣之間開展森林覆蓋率交易，提升了資源豐富地區、重點生態功能區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大大補充了財政轉移支付。

（四）生態補償模式

生態補償是以政府主導的價值實現路徑，以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生態系統服務為目的，以經濟手段為主，調節相關者利益的制度安排，對基于雙方協定而產生被補償的生態系統服務進行有條件的付費。包括以上級政府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要方式的縱向生態補償、流域上下游跨區域的橫向生態補償、中央財政資金支持的各類生態建設工程、對農牧民生態保護進行的個人補貼補助等方式。巴西建立依據生態環境保護成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效提高了地方政府生態保護的積極性。我國實施的重點生態功能區財政轉移支付屬于典型的縱向生態補償。廣東、廣西兩?。▍^）開展九洲江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補償，形成了“成本共擔、效益共享、合作共治、雙向補償”機制，推動九洲江流域水環境質量持續改善。湖北省鄂州市下屬三個轄區開展生態價值計量，核算出了各區之間應支付的生態補償金額，在鄂州市政府的統籌下，打通了三個區之間開展橫向生態補償的“通道”，其中，梁子湖區利用生態補償資金開展了環湖水源涵養林帶建設、水生植被修復、沿湖岸線整治等生態保護修復。

（五）綠色金融模式

綠色金融是對前四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的金融支持、稅費激勵，涵蓋了產業股權投資、供應鏈金融、產權直抵、資產收集和融資貼息等一系列金融活動，主要包括綠色信貸、環境與氣候基金、生態信托、生態保險、生態效益債券和生態銀行等金融產品，目的是通過提供多樣的金融服務產品實現資源和資金互補，從而促進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浙江省麗水市積極推進金融服務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出臺了關于金融助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指導意見，先后推出了“GEP貸”“兩山貸”“茶商E貸”等金融業務，為生態產品價值注入金融力量。

圖1 南寧市那考河流域治理前

圖2 南寧市那考河流域治理后